停開半年的鬼市終于迎來了2020年的第一次開張。

《辭源》釋“鬼市”為：夜間集市，至曉而散，故稱鬼市。北京的八大鬼市，如今僅剩下這大柳樹這一處。鬼市一周只開兩次，分別在周三和周五，目前，鬼市只有每周五對外開放，攤位大多出售古玩和電子產品，也出售一些雜物。

6月5日下午兩點一開門，熙熙攘攘的人群就不斷地涌入市場，這里聚集著湊熱鬧的人、淘貨的人，也有到此進貨的人。

有兩個專門在工地擺攤的攤主，帶著推車，上面整齊疊摞著二十幾本筆記本電腦和幾個破損的鍵盤，電腦用一根粗麻繩捆了兩圈，以此固定。一個攤主負責上前尋貨、問價，另一個則一邊捧著裝滿筆記本的紅色包裹，一邊看管已收獲的戰利品。

這場“掃蕩式”的進貨耗時不過一個小時，二人歸置好貨品后又空手返回，進行第二輪掃蕩。

這里仿佛是地攤盛世，卻幾乎沒有蹭“地攤經濟”熱度的攤主。在鬼市的攤主多是經營地攤的老生意人，做的長久的有十余年，入行短一些的也有三、四年。

對比其余集市，鬼市的地攤多了一層神秘，又販售著種種可能。但一走近，便可知，人間的嬉笑怒罵、真真假假皆容于此，這里才是最地道的江湖。

我擺攤十年，淘過最貴的物件就賣了兩千塊

李春生  出攤：10年    前職工作：攤主

李春生下午出攤開門紅。一個以5塊錢單價收來的電子書，被李春生以300塊的價格賣出兩個。兩個顧客出價是按一半的價格對半砍，從500塊砍到300塊，末了又跟李春生軟磨硬泡，一聲一聲的喊“大哥”，李春生這才同意讓他們添四十塊，帶走一塊電子表。

倆顧客對此次的狩獵很滿意，嬉笑著付了款，臨走不忘跟李春生打趣，“哥，您看這三百四十塊錢還得倆人分兩次付，別跟別人說。”

這樣的熱鬧在李春生的攤位并不少見。

一個東北的老顧客笑鬧著從李春生手里搶過來一把金色的鎖，李春生要價30塊，顧客給價20塊，李春生不吐口，顧客一邊開玩笑損李春生，一邊仔細瞧著李春生的眼色，眼見李春生笑得咧開嘴，便立馬從錢包里掏出手機，準備掃碼付款，嘴里不忘逗悶子，“你要是剛從不逗我，我就多給你5塊錢了。”于是，這把鎖，20塊錢成交。

討價通常以這種熱鬧的形式進行，彼此不會讓場子冷下來，也絕不輕易讓步，都在耗著等對方松口的那一刻，直到買賣成交。

李春生對定價沒有規矩，“瞎叫唄。”

李春生愛做這一行的生意，為的是自由。一周只出一次攤，其余時候要么待著，要么走街串巷去收貨。

因淘到寶物而“一夜暴富”的經歷沒在李春生的身上發生。收老物件十年，李春生收過最高價的是一個硯臺，以200塊的價格收入，最后被人以2000塊的價格買走。

早幾年，李春生的地攤生意一直賠錢，但賠的是小錢，圍繞著幾千塊錢打轉，不超過一萬，承受得起。

近兩年，生意順了，賣得好的時候，一天能賣出五、六千塊。

直到2020年出現這災難——疫情讓李春生在家待了近半年，過的是吃老本的日子。他沒有上門生意，也不用朋友圈售貨，出門擺攤才能賺出生活費。

“你倒是給個價啊！”李春生沖著一個顧客吼道。

這是一名女顧客，在攤位前的木盒子里，挑選著鋼筆。鋼筆顏色有黑有藍，有的外表磕掉了漆，有的腦袋、身子分了家。

女顧客問了價格后沒有還價，沉默著，正準備走開，聽見李春生這聲喊叫，才低聲回了句，“不要了，品相不好。”

“那你問什么價！？”李春生氣不過，嘟囔著。

李春生準備了三箱貨，以防生意火熱，能及時補貨，但除了賣出電子書后補了一次貨，中間的兩個小時里，他沒再打開過箱子。

一個人看攤看不過來，我叫來了同院的老大爺

王海  出攤：4年    前職工作：富士康工人

王海的攤位離成片的電子產品攤位有段距離，但按照鬼市入口-出口的路線走，王海的攤位是第二家專門賣電子產品的攤位。

圖：王海的攤位

“今天人不算多。”王海一邊說著，一邊快速地掏出一個黑色的皮錢包，塞進剛收的一百塊。只見一疊厚厚的紙幣撐得錢包已經脹開，錢都是整錢、新錢，在陽光下的映襯下，紅色紙幣顯得格外乍眼，錢包合是合不上了，王海把錢包對折，又快速地把錢包歸置好。

“下午也就賺了兩千來塊錢。錢包里的錢是從家里拿出來的，放出租屋里不安全。”王海嘀咕了一句，又吼了一嗓子回復顧客的問價，“表十塊。”

盜竊是王海要時時刻刻提防的。這也讓王海在看守攤位時，異常機敏，目光所及的范圍內，他能記住每個在自己攤位前停留看貨的人，顧客碰過的物品他不忘在客人離去前掃一眼，已確認東西是否完整無恙，無丟失。

盡管如此，自己攤位上偶爾也會發生失竊的現象。“之前一天丟了八個顯卡，一個顯卡我能賣出680（塊錢），二手手機也丟。”

王海的攤位鋪開的面積大，從最左排的兒童玩具、中間的電子書、收音機到最右側的手機、樂器，裝箱要裝四箱，拉貨要用帶斗的電動三輪車。也因此，王海一天要交上150或者200塊的攤位費，比別人貴出五十甚至一百。

王海的攤位聚集的人很多。一撥人離開，又一撥人圍過來，每一撥都幾乎把整排攤位站滿。

有時候，扒手也利用攤位前生意的興旺開始動作，有的佯裝看貨趁機把值錢的小件順走，有的直接把手伸進顧客的口袋和背包。王海遇見過兩三次扒手偷顧客，他沒有直說，只是朝著扒手的方向吼一聲價格，把對方嚇走。

疫情前，王海出攤的次數不比其余攤主頻繁，他平均一個月只出兩次攤，其余時候都在收貨。他的收貨周期更長，因為除了去廢品站、地攤淘貨，他還要驗貨、清洗并簡單修理電子產品，這些都要花費大把時間。

時隔半年，鬼市開門第一天，他近期不打算去收貨了，而是把手里屯的貨都賣掉。王海叫來住在同院的老大爺，同他一起看攤位，他擔心攤位因看不過來而被扒手盯上，眼下，他擔不起這種損失了。

 “我喜歡藝術”

喜旺  出攤：7年     前職工作：服務員

喜旺在聊起音樂、審美、老物件時侃侃而談，語調輕快上揚，當稀稀拉拉的顧客從攤位前走向他，撥弄琴，問價，再離開時，他再續起剛剛未講完的故事時，需要持續幾秒的停頓緩神，分享故事的興致也在遞減，眼神里顯露出一絲落寞。

喜旺失策了。開攤三個小時，一把吉他也沒賣出去。他帶了六把吉他，中間四把要價五十，最左側一把要價最貴，是一把手工制琴，要價四百。

“沒淘到更好的貨，只能選這批貨了。”

喜旺和吉他有緣。

喜旺本是東北人，但因為來北京太早，說起話來，北京口音要濃許多。

2007年來北京，喜旺揣著一百塊錢，從哈爾濱出發，路費花掉78塊錢。來了北京，他第一站去的是圓明園。

“（古跡）別看殘了，我就喜歡。”喜旺花了二十塊錢，換來了一張圓明園門票和一張園內留影紀念的照片。

剩下兩塊錢，他買了瓶水，以水充饑，晚上睡前門的木頭椅子上。

他擁有第一把吉他是在四個月后，他拿到了當服務員的第四個月的工資——400元，他去王府井的一家琴行為自己挑了一把全新的吉他，吉他是藍色的，售價180元。

拿到吉他的喜旺開始去地下通道出攤。飯店晚上九點左右下班，喜旺下了班的去處就是地下通道，每天唱兩到三個小時，唱的多是老歌，收入從幾十到幾百之間不等。

賣唱的日子里，他認識了西單女孩，也遇見了六小齡童。喜旺記得很清楚，那天晚上，六小齡童穿著一件呢子大衣，戴著一頂八角帽，“那種都是年齡大的人才戴那種帽子。”喜旺緊跟著補充了這一句，來回憶那日的相遇。

六小齡童沖喜旺笑了一下，往他的吉他套里放了一百元，又留下了一句，“小伙子不錯，有發展。”

喜旺記得那一晚依舊唱了齊秦的一首歌《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》，賺的也最多——將近七百塊，比自己一個月的工資還多。

喜旺對走藝術這條路動了心思。

2008年，喜旺去北京電影制片廠當群眾演員，當群演當時是一天20塊錢，勉強掙個糊口錢。

“我什么機會都想找。”喜旺眼睛直勾勾地看著地下，神情有些恍惚。他沒注意到一旁指著皮箱問價格的顧客，顧客吼了兩嗓子，連帶著旁人提醒，喜旺才回過神來。

“五百，這是民國的箱子，皮的。”聽見價格，顧客點頭，道了謝，快步離開。

孤單與飄搖是喜旺前半生的人生主課題。老物件是他唯一的慰藉。

2013年，喜旺開始做老物件的地攤生意，他時常“流竄”于各個胡同，經驗和進貨本錢也是這個時候積累的。

2016年，喜旺終于有了自己的一家老物件的店，開在街道，面積大概24平方米，一個月房租一千三，他在柜臺前搭了床鋪，吃住都在店里。

生意愈做愈久，喜旺進貨的層次也越來越高，參考的標準是投入的金錢成本。“干這行進貨，錢多錢少都行，一兩千能進貨，幾百塊錢也能進貨。”喜旺說道。

喜旺成批地收貨，有過一次就支出五六千塊錢的經歷。那次是押“封箱”，即箱子里的物件不公開，顧客只能根據商家其余的貨去判斷這箱東西的價值。

喜旺幾乎沒失過手。他業余時間愛看古玩類的書籍，擺攤的時候也向各個老師傅請教，收貨時更是天津、北京、河北及周邊四處跑，他不甘心只去廢品站里淘玩意兒。

喜旺談到自己的戰績時，是有些自豪的，“箱子里有三樣（寶貝）就能把這一堆賺回來了。”

2017年，喜旺一面照顧店面，一面去鬼市擺攤，朋友圈里也賣貨。只可惜，這種同時擁有“許多”的喜悅，沒能維持太長時間。

2018年，店面所在的建筑被拆除，喜旺不得不重新為自己搭筑希望。他用了幾個月時間才把曾經店里屯的貨徹底賣出去。

喜旺像是講完了一段故事的結尾，他停下來，不再說話，拿起離他最近的那一把手工吉他，彈奏了一會兒。

天逐漸黑了，鬼市統一打開了墻壁的射燈，光斑打在地面上，并不明亮，從遠處望去還是黑壓壓一片，攤主們紛紛打開自己準備的燈。

喜旺靠到了深夜十二點才撤攤離開。好在，最終的結果是好的。深夜，客源慢慢上來，喜旺一個晚上賣出一千多塊，與平時的收入相差不是太多。而賣出去的物品里，也有他彈奏過的那把手工吉他。

（應受訪者要求，文中李春生、王海、喜旺皆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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