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行中國的下流專業

云南房網2012年05月09日 16:03

下流專業的三個成因

什么專業工資高？什么專業好就業？什么專業受追捧？而什么專業又遭人摒棄？一部大學專業的生長與消亡史，就是一部觀察中國社會發展的微觀史。

專業的消亡，不外乎以下三個因素：就業至上主義、市場至上主義、國情至上主義。

當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時，大學生依然是天之驕子，學生們不管學什么專業，都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，因為在國家“統包統分”、“包當干部”的政策之下，沒有人會有就業的焦慮。根據浙江大學哲學系1979級學生趙振江的回憶，“當時班級有27人，畢業分配時有5人到了浙江省社科所，3人留學任教，2人到中國社科院哲學所，還有2人到浙江省省委黨校，其中還有不少分別回到地方所在的高校或者科研所任職。”

不過這種“鐵飯碗”到了1996年前后就逐漸消失了。因為在之后的第二年，中國針對高等教育有了全新的顛覆性的思維，在“擴大內需，刺激增長”的方針指引下，高等教育承擔的不僅僅是培養人才，更為重要的是刺激內需，拉動經濟發展。這種思維也延續在學生選擇專業的過程中，所以經濟、國際貿易、市場營銷、英語、企業管理、計算機等學科成為熱門。
那一年，來自安徽農村的學生董小琳一臉稚氣，興高采烈地報完名后心里卻并不舒服。交完1000元學費后，她有些后悔，如果三年前考取師范當一名老師的話，也許家里老父母不用在收到錄取通知書后卻愁白了頭。更關鍵的問題是，接下來四年的生活費怎么辦？工作又在哪里？

而董小琳的焦慮僅僅是開始。從1998年起，中國高等教育進入瘋狂擴招階段，年招生人數從1998年的70萬增長到2011年的675萬，而在校大學生人數也達到了創紀錄的2500萬。大學不再是培養關心國家命運與社會發展的獨立人才，而僅僅是就業員。就業至上主義導致的結果是，他們剛一入學就要考慮就業，哪有時間培養“獨立之人格、自由之思想”。

或許連董小琳當時自己也沒有意識到，在潛意識里他們已經把上大學當作一項投資，需要考慮投入和產出比。假如選擇自己喜歡但就業率很低的專業，就意味著回報的高風險。而人的本性天然就會回避高風險。所以選擇一個熱門的專業不光是就業率的保證，更重要的是它意味著更小的風險。

對于高校來講，為市場經濟服務是國家方針政策，培養市場所需要的專業人才是內在要求，所以他們也很熱衷于開設熱門的新專業。根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統計數字顯示，1998年全國高校登記在冊的本科專業數量是306個，但是到2010年再次統計時發現，光新增專業就達到了300個。這些專業九成以上集中在經濟、管理、建筑、工程等領域。而許多規模較小的高校為了吸引考生，采取先斬后奏，先招生后申請專業資格的方式招攬生源。這樣一哄而上造成的局面是，到底全國有多少個專業，估計連教育部也不清楚。

然而，經濟運行是有周期性的，這樣完全跟著市場走，導致有些專業剛開設幾年就關閉了。電子商務、國際貿易、企業管理等專業就面臨此種困局。市場至上主義導致的結果是，大學專業設置完全跟著市場走，完全為市場服務，大學也不是引領人類智慧和承擔社會責任的機構，徹底淪為文憑加工廠。大學干了政府的活兒。

第三個原因是，在引進現代大學制度和專業設置的過程中，過分強調中國國情，甚至許多專業的基本理論都被“中國特色”。例如，傳播學四大先驅施拉姆曾說，媒體有“守望環境”的社會職能，但是引進中國后該功能被中國特色為“媒體是黨、政府和人民的喉舌”。過分強調中國特色導致的結果是，新聞、法律、歷史、公共事業管理等專業被淪為權力的守望者，而非自由、公平、正義的守望者。

下流的大學與下流的社會

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嶸，在某高校講演時曾做過一次小調查，問在場的大學生誰還敢對著自己的父母說，“爸媽，你們以后不用工作了，我養你們”。結果400多人的現場居然沒有一個人敢舉手。

于建嶸是搞社會問題研究的學者。他還清楚地記得1979年，當自己考上湖南師范大學本科時，對母親說的就是這句話。那個時候考上大學不僅意味著，于建嶸告別了居無定所、到處漂泊的生活，更重要的是讓一家成為城里人。“工作轉正之后我每月可以拿到54.5元，而大學生是可以預支工資的。我母親高興得不得了，她說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榮耀的事情。”

改革開放的30年，本質上就是打破各種約束和壟斷，給每一階層的人在追求財富和身份上提供可能。而正是這種對內的改革與對外開放，才形成今日的上行中國。不過當改革漸入深水區后，先富并沒有心思來帶動后富，上流階層并沒有形成上流的市民社會，而是變成了權力階層。他們不去革新技術、修建基礎設施、從事福利事業、爭當公共領袖、為平民爭取權益，而僅僅是把“上流社會”習慣地穿在身上、頂在頭上。

目前的中國就像爬樓比賽，先上樓的人撤掉了梯子，后來者發現即使再努力有些樓層你也是爬不上去的。現在的大學生即使工作了也多成為蟻族、房奴，蝸居、掙扎在城市邊緣。身體和心理上并不能主動融入城市，擔當現代市民。

2011年江蘇衛視《非誠勿擾》欄目有一個很有爭議的男嘉賓，這位哈佛大學高材生問“當有500萬的時候，你會做什么？”這些貌美的女大學生幾乎都回答，買房、旅行、幫父母買東西。這樣的回答讓他很挫敗。他懷著沮喪和悲憤的心情說，“500萬只是一個比喻，意思是說當你擁有很多資源或者很強能力時，你會做什么。當然不是存款，而是幫助更多的人。因為能力越大也就意味著責任越大。”

市場化、官僚化和平庸化毀掉的不僅僅是中國大學和大學生，更是一個社會存在的基石。“這種短視的觀念嚴重挖空大學文化的基石，腐蝕現代精英的人格品質。也必定會讓中國社會在未來付出沉重的代價。”（北大教授溫儒敏語）（來源：《贏未來》）（文/陳永恒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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