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是千千萬萬的收費員，構成了城市停車“生意”的外表，而這表象的背后，則是數不清的“停車公司”和說不盡的“貓膩”。

中午12點半，一輛轎車駛入老陳的“轄區”——一個位于北京海淀黃莊十字路東北側的停車場，老陳從入口處小小的板材房里披上綠色的軍用棉衣快步走出，指引著女車主躲開從停車場穿行的中學生，在車頭離斜線車位前的石頭花壇還有兩拳的距離時，喊了聲：“行咧！”

這位女車主在停車場旁邊的一幢寫字樓里上班，通常是每天下午固定出現，晚上不定點下班，算是老陳的“常客”。老陳不會按照停車場收費標準收她的錢，一般是十五元錢就讓她的車停一下午，“要是她12點之前就到了，那一天就收二十”。

老陳夫婦從外地到北京，做停車場管理員已經好幾年，兒子正在北京讀大學。他“管轄”的停車場不算大，30多個車位，老伴的“轄區”在他的停車場旁邊，是一條從中關村南大街到一所中學門口的小路，路兩邊的車位加在一起是50多個。老兩口經常在下午兩點多車流稀疏的時候才在局促的板材房里，用煤氣罐和鍋做一口午飯。在臟臟的白色板材房對面，是寫字樓下另外一個大型地面停車場的入口，同樣是類似的板材房，旁邊的椅子上坐著兩個穿著停車收費制服的中年收費員，不停地控制著停車場的欄桿閘機，而老陳阻止車流的工具，只有一個塑料材質、貼著黃黑警示條的隔離樁，“他們收的錢比我這邊的貴，態度還不好。”老陳努努嘴對記者說。

老陳這樣的收費員，或許是有車一族平時最熟悉、但又最不在意的社會角色，但正是收費員，構成了城市停車“生意”的外表，而這表象的背后，則是數不清的“停車公司”和說不盡的“貓膩”。

“路邊”生財

一般私家車主可能對收費員、咪表習以為常，甚至對城市里不同地段、不同時段的收費標準也十分熟悉，但可能不知道，自己為停車交出的鈔票的“去向”并不完全一樣。

以北京為例，據停車公司有關負責人介紹，北京停車收費管理有三種方式——一類是停車場產權方（商場、寫字樓、企事業單位），由自有物業進行管理收費、收入屬于產權方公司的一部分；一類是停車場產權方以委托的方式，讓專業停車公司進行管理；最后一類則是產權屬于政府的路邊停車場，由政府委托給專業停車公司管理，作為管理方的停車公司除了付出人員等其他管理成本外，還需要繳納給政府一定的“占道費”——目前北京三環內和4個重點區域的占道費，多為每個“劃線”車位35元/天。私家車主所交的停車費，除了路邊停車跟公共財政有關，其他的則最終流入了各類企業和專業停車公司。

前兩類停車場一般都是按照當地發改委和物價局的指導價格收費，而第三類停車場大多在城市中心區域和商業區，收費昂貴，是不折不扣的“肥肉”。

在北京，提及“路邊停車”，大多數人會先想起“公聯安達”和“公聯順達”這兩家名字如同繞口令般接近的公司，數年前，這兩家公司因為一起行賄案被媒體曝光而浮出水面，也讓公眾看到了停車行業暴利的一角。

1999年4月，北京市交管局牽頭實施停車咪表安裝使用計劃，一家名為“北京京恩新技術發展公司”（下稱“京恩”）的企業，為朝內大街等20條街道的5720個車位安裝150臺咪表，負責技術保障。京恩的法人為北京籍人士祁力。

同年8月，政府將其時“城八區”停車場交予國有獨資性質的北京市公聯公路聯絡線有限責任公司（簡稱“公聯”）。公聯隨即成立全資子公司“北京公聯安達停車管理有限公司”專門負責停車業務。“公聯安達”的法人賈維比祁力大5歲，同為北京人，曾先后參與過北京機場高速、八達嶺高速和東四環的設計建造指揮。

一年半之后，由于咪表利用率低，且維修、使用不方便，京恩暫停了咪表收費，改為全部人工收費，成為了一個實質的停車公司。2002年11月，在賈、祁二人的推動下，“公聯安達”、從集體轉為民營的京恩連同另外一家企業注冊成立了“北京公聯順達智能停車管理有限公司”，祁力擔任“公聯順達”的總經理。

“公聯順達”成立后，公聯對停車業務進行了以“馬路牙子”為界的拆分：“公聯安達”負責“馬路牙子以上”，即路外停車場和地下停車場業務；“公聯順達”負責“馬路牙子以下”，即路邊停車位業務。

2005年，“公聯順達”股份再次生變，由“公聯安達”持股56%，京恩持股44%。在當時民營停車場的你爭我奪中，“公聯安達”在路外停車場、地下停車場業務所占份額已顯著下降，但路邊停車位仍為“公聯順達”壟斷。此時，祁力悄悄成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“北京京恩順達投資顧問有限公司”。次年，賈維以“‘公聯順達’存在虧損、無法完成北京市國資委年度凈利潤考核指標”為由，將“公聯順達”56%的國有股份，以“蘿卜招標”的形式轉移給了注冊資本僅僅30萬元的“京恩順達”，隨后，祁力將京恩的股份轉移，吃掉了“公聯順達”。

直到2010年賈維收受祁力行賄的案件東窗事發，很多北京人仍然以為“公聯順達”如同以前一樣，屬于國有企業。祁力在案發后，迅速將企業更名為“京聯順達”，把股份轉移到親屬名下，如今，“京恩順達”的法人是其母羅月娥，“京聯順達”法人已變更為其妹祁文霖。在“京聯順達”的網站上，現在仍然顯示著其擁有三里屯VILLAGE、人民醫院、北京市公安局、翠宮飯店等北京中心地區的停車場和路邊車位。

根據公開的數據顯示，在北京市5萬余個備案的路邊車位中，由“公聯順達”而來的“京聯順達”就占據了其中的3萬余個，此外，據之前的媒體報道，“京聯順達”還擁有2萬余個未備案的車位。這些數量龐大的“黑車位”不需要交“占路費”，除去人工、設施費用，利潤全屬于公司。有從“公聯順達”離職的中層管理人士稱，當年有些路段長直接把“份兒錢”交給祁力，不走公司賬，此舉特別受到祁力的贊賞。

盡管“公聯順達”在2006年的財務公報顯示，公司每年的利潤都只在100多萬元，但同年其股東京恩卻可以斥資7266萬元購買華夏銀行的流通股，使得祁力的財力暴露無遺。

停車場的“門道”

2011年4月，北京市政府頒布了新的停車管理辦法，將停車位按其所在區域的繁華程度劃分為三類，并大幅度提高停車費價格。與此同時，停車公司需要繳納的占道費標準也大幅提高。據行業人士稱，由于自覺經營困難無法足額繳納占道費，“患上嚴重疾病”的祁力陸續將手中的一些停車場轉手，“京聯順達”先后退出了豐臺區、石景山區的所有路側停車管理市場，“地盤”越來越小，但即便如此，它依然和通政、萬乘等民營停車公司共同占據著北京停車市場30%的份額。

在“京聯順達”悄然衰退的過程中，北京各城區的區屬停車管理公司開始走上前臺，占據了路側占道停車位的“大頭”。這些“國企”們名字各異，東城區為“東方捷路”、西城區為“西榮通順”、海淀區為“海安”、還有原屬宣武區的“北京宣聯”，它們與原來的“公聯安達”，共同占據著北京停車市場40%的份額。這些區屬停車管理公司各有來頭，以“海安”為例，其前身是創立于1950年代末的北京市海淀區自行車存車管理處，隸屬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，公司領導層由“企業家及退休公安、交管、武警干警和大學生組成”。這些區屬停車管理公司與上級主管單位的下屬企業、民營停車企業、停車設備企業、擁有停車場的物業公司一起，還組成了各區的“停車服務行業協會”。

在這些擁有“黃金地段”的停車公司中，公司員工要想獲得某個停車場，或者一條街的收費權，一般需要“內部競標”，先承包下來。在2011年北京大幅提高停車費時，“西榮通順”從西安門大街到地安門大街1公里長的道路兩側178個車位的“承包價”競標底價是12.5萬元/月，參與競標的收費員分別把自己的報價寫在信封里，一齊交給領導。一般一條街由12個收費員一組，除去交給公司的“份兒錢”，每人年收入在6萬元左右。而像“東方捷路”管轄的食客絡繹不絕的簋街地段，收費員的收入也會更高。